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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实际差别变小。1944年以后的政策更多采取了激进主义的做法，这也支持了以上结论。那时候差别几乎已不复存在。从黎玉和毛泽东各自在1945年9月和11月发表的声明中就可以看出这种差别从“小”到“无”的发展，这两个声明明确批准发生在“广大群众自觉斗争”中出现的过激。这就允许对右的错误的关注能够在发展群众运动中扮演恰当的角色。党中央，当然还有地区部门，不仅仅促进了减租的更广泛实行，而且也促进了在军事和政治条件允许的地区对减租政策的性质更激进地加以解读。因此党的统一战线土地政策在实践中包含的远不止简单的减租减息。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基本群众”一语的不同解释是由当时的地区差异造成的。党中央的声明无一例外地将中农包含在基本群众中，而当地文件有的时候却没有。但是党中央发展群众运动的指示是必须要执行的，这意味着在一些地区，在这一阶段或那一阶段，中农必须成为打击的对象。这是因为单纯的租佃不是一个群众问题，而群众问题常常不能光靠打击地主和富农来解决。中农的利益于是继续被侵犯，直到平均地权在华北广大地区基本被实行。至1948年初，才开始一致地努力纠正这个特别的“左”倾过激行为，虽然至少三年前它已经被地区的党领导视作一个问题。
最后，同样不可能基于如此稀缺的同时代文献得出结论以及在这里分析：刘少奇此时与党的领导人步调不一致。他的“左”的提议在1937年，而党中央直到1940年才制订明确的、温和的土地政策。还有，党的土地政策在实践中的发展似乎与刘的建议甚为相符：在必要的时候公开支持统一战线，而如果有可能用其他方法而不必通过直接没收就能把富人的财富给穷人，则打破统一战线。
右的错误——机械地颁布党的减租政策而不彻底贯彻落实，至少有部分原因就像黎玉和彭真说的，是因为一开始要全力对付日本人，而且为了对付日本人，各阶层的人们被拉到反抗运动中来。但是右的错误同样反映了现有的生存问题。1942年政策声明指出减租在直接被敌人威胁的地区应该减缓力度。它规定：“在游击区域或接近敌人大本营的地方，减租……应该减少20%、15%或10%，根据总体目标来决定。总体目标为：增加农民与日本人做斗争的热情，团结不同的阶级来进行抗日战争。”
所有的减租指示都含有相似的警告规定。1943年晋察冀指示只是其中最明显的。该指示直接宣布，当敌人进犯时，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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