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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对这个时期的了解由于文献的缺少依旧有不少盲区，上面概述的事件对本章导论提出的三个问题中的最后一个给出了一个答案，并为其他两个问题的回答奠定了基础。第三个问题涉及抗日战争中取得的革命经验的性质以及那个时期减租在动员农民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答案从试图解开党“温和的”统一战线与土地政策浮现的矛盾开始。
最重要的事实是：甚至到了1943—1944年，执行这项政策的地区仍远少于党愿意公开承认的数量。在政策实行的地区，往往有可能只是在名义上实施。这部分解释了在1942—1945年期间，党最为关心的问题是右倾错误——执行政策时漏掉了一些地区。[79]“左”的过激只在该政策被大力执行的地区出现。
在中国共产党使用的执行政策的方式——群众运动中，温和路线通常是矫正“左”的过激的首选。同样，对“右的错误”的关注表明了共产党认为有必要往更激进的方向调整。从1942年起，开始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施行党的土地政策。之前阐述的在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的发展似乎解释了这对矛盾：1942年温和的减租政策伴随着对“右的错误”的关注。这对矛盾不能仅仅这样解释：党想要推行一种柔和的土地政策，以配合抗日统一战线的要求。
假如真如彭真所说，“左”的激进出现在1937—1939年推行减租的晋察冀边区，那么这些地区也一定出现在1942年党的决议同样提到的少数地区中。在这些地区，减租的实验显示了忠于意识形态的干部和利己主义的农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走出多远。在实验过程中，同时显示了减租政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潜在危险，以及在华北进行土地革命的潜力。
考虑到这个潜力，正如彭真又指出的那样，1940—1942年温和的减租路线的确代表了向后退的纠正的一步。它成为对已经犯下的过激行为的矫正以及对土改区域扩大后抬头的激进倾向的抑制。
然而，1942年对减租的关键决议同样呼吁对剥削农民、“不知悔改的汉奸”进行经济上的清算。更进一步，1942年决议将减少一切地主的剥削和减租减息列为两个分开的目标。另外，如果延安政治局在命令“彻底”执行1942年减租政策时，与晋察冀领导想要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那么打击其他形式的剥削是被“温和的”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所批准和鼓励的。
所以，该政策被有意制订出来并由官方推行之，似乎是为了让“彻底”和“过激行为”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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