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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文中提到的，我们很难确定通货膨胀和政府失去“中产”工薪阶层这一少数群体的支持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关联。但毫无疑问，至少相对于其他阶层而言，工薪阶层承担了通货膨胀造成的大部分危害。同样不容置疑的是，他们由此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当然，就绝对的贫困水平而言，许多低收入的工人和失业者和他们同样或更加严重。
上海主要的工薪阶层包括教授和中小学教师、军官以及政府职员。在“二战”期间，他们的生活就已经困苦不堪了，因为通胀降低，他们的实际收入只相当于战前水平的6%—12%。下降的平均水平因职业和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因为不同的部门提供给员工的住房、大米、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并不是统一的。到1945年，工薪阶层已经成了“一个新的受压迫阶层”，并且在整个内战期间，都一直如此。[100]
政府至少可以向工人发放补助，以补偿生活成本的上涨，但政府发现，很难对自己的雇员进行同样的补偿。这些雇员包括大多数大学教授，他们与普通公务员薪金水平大致相当。[101]1946年5月，《大公报》的一名记者调查了上海主要行业的月平均工资，无论工人的不满有多么强烈，他们的薪资仍高于教师和政府雇员。当时，不同行业的收入差别较大，例如，针织业女工的月工资是5万法币，木匠为18万，机械工达到了20万，总之，上海主要行业的月平均工资大约为10万法币。[102]但到1946年2月底，上海高校教授的平均月工资大约只有5.2万至7.8万法币。[103]他们的收入甚至比不上理发师、裁缝和银行职员。1946年上半年，即便是政府银行办公室的勤杂工每月都能挣到11万法币。上海的三轮车夫每天可赚到2万法币。[104]
1946年12月，昆明公立中小学的教师发布了联合声明，要求政府增加工资。小学教师的月工资当时为8万法币，这样的收入据说无法维持城市里两到三口之家的基本生活。[105]上海大学教授协会用自怜的语气宣称：“教授的薪酬甚至比不上奶牛场里清除粪便的苦力、电车售票员或者政府银行的雇工。”他们或许并没有夸大事实。[106]
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所有政府雇员的工资平均三个月上调一次。但这样的调整从来没有赶上过生活成本实际的上涨速度，教师和公务员仍然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中，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实际收入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107]1947年4月，天津一个低层政府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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