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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未来的日子里，1945—1949年中国内战不再引起学者新的兴趣，原因不在于缺少研究资料。对这一时期的研究，就像很多其他时期一样，受益于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开始的新“后革命”时代，因为正是从那时起，中国出版了大量关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的原始和二手资料。部分为了对它的大陆对手不断公布新资料做出回应，部分因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本土兴起的独立潮流，台湾地区成了另一个为进行历史研究的学者提供大量新档案的基地。
这些已出版的关于1945—1949年的史料，哪怕未出版的馆藏档案（包括填补空白的1949年前和1949年后史料，已经成为研究现代中国的新基础）仍然无法直接获得。（它们中的大部分尚待发掘）足够让学者在未来的日子里有事情做了，北京的政策带来了这样的变化：1988年《档案法》规定开放国家档案供公众使用。该法律规定以30年为界限，意味着只有年份在30年以上的档案，才能得到向公众开放的授权。这使得所有20世纪40年代的馆藏绰绰有余地被划在可查阅档案内。一想到年轻的一代，被太多新解禁的好东西所引诱，不理会他们的开路前驱是怎样花上几年搜遍全世界才搜集到珍贵的一鳞半爪，有些人或许会很容易陷入老前辈的痛惜之中。
附在后面、经过修订的文献目录列出了新的和老的原始资料。收入新老原始资料清单的两部分文献英语书目都经过了扩充和更新，不但包括了描写内战时期的作品，还包括了关于中国1949年前革命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的作品（它们是我从现在可以获得的、同题材的文献中选出来的）。中文资料分成两部分，原来的书目后面接“选编补充”一部分。一份全面的、关于1945—1949年中文资料的书目本身很容易达到一本书的篇幅。因此这里出示的单子仅仅介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原始和二手资料。约在1980年，书目的罗列极其简明扼要——那时候“有选择的”可以解释为事实上使用或引用的作品，甚至有的历史学家更简化——与现在的做法相比，他们的书目显得简明扼要。
然而，为了全方位了解这一新机会，必须从档案自身入手。最近发表的由叶娃（Ye Wa）和周锡瑞编写的指南说明了引用方法（除了另外说明，本注释提到的所有著作的引用信息在所附的参考目录中都有给出）。他们列举了截至1990年，包括中央、省、地方和企业级别的3522个各类档案馆。更重要的是，给出了它们中的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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