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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了德国经济的集中趋势。去卡特尔化在西德遇到了如潮的反对意见，艾哈德的第一个法案没有通过，最后通过的1957年版本掺水太多，漏洞太多，导致西德工业的集中趋势只增不减。另外，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还包括低税收、高利息率和利润、小幅增加工人收入、国内信用紧缩以及鼓励投资等，这些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政府的政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以至于到了60年代，很大比例的财富掌握在社会上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这些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既然蛋糕在短时间内变得这么大，这种不平等也就不重要了。在绝对意义上，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都比原来提高了一大截。对60年代的大多数西德人来说，他们没有忘记战后的“饥饿年代”，因此这可能比所有的相对不平等都要重要得多。
1963—1966年，艾哈德政府瓦解，加之1966—1967年的经济衰退，大联合政府的总体政策转变为新凯恩斯主义。政府实行税改（包括人们认为相对较高的11％的增值税），加大在经济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设上的投资，并推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1967年颁布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以及在政府的推动下达成的雇主与工人的“协调行动”（实际上工人在1977年退出了），都强调了研究和经济计划的重要性。不过70年代晚期，政府不再相信经济计划，反倒倾向于采取主动的危机管理方式。随着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加之人口结构上的劣势，工作的人更少了，而领养老金的人相对增多了。在施密特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主要的纷争还是在税收和福利的平衡上。偏右翼的自民党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Lambsdorff）与更关心福利的社民党左翼成员无法达成一致，最终社民党倒戈，转而支持基民盟主导的赫尔穆特·科尔政府。在科尔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政策从新凯恩斯主义转为新自由主义。不过，80年代科尔政府并没有采取英吉利海峡对面的保守派政策，即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偏爱的激进的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另外，在科尔执政期间，德国工人罢工的良好记录持续恶化，劳资关系越来越紧张，罢工次数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立法，试图限制罢工并控制其带来的影响。
西德的劳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雇主和工人之间和谐的“社会伙伴关系”。工会的结构相当精简，每个工厂有一个工会，负责简化劳资纠纷。此外，还有一个总的工会组织—德国工会联合会（DGB），包括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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