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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80年代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观察家来说，东西德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西德是一个繁荣、西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社会。时髦的轿车保养得很好，“嗖”地一下穿过了高速公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叫嚷着“森林要消失了”，但西德总体的环境还是很干净，而且物产丰富。相反，东德单调、灰暗的环境令游客震惊。褐煤制造的烟雾污染了空气；又小又破的汽车在坑坑洼洼、布满鹅卵石的公路上颠簸（除了西德到西柏林的高速公路还保养得很好）；房子破破烂烂；商店里可供挑选的商品有限并且质量低劣。不过，这些表面现象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掩盖了更深层的现实和更复杂的真相。
实际上，东德也经历了西德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历的所谓“经济奇迹”。西德的情况众所周知。从1948年货币改革前开始，在马歇尔计划对心理和物质的双重激励下，德国经济快速起飞，并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惊人的发展速度。由于难民的涌入和战俘的归国，5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相当高（大约8%），但5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逆转，反而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同时，经济增速也逐渐放缓，西德经济在60年代基本和其他西方工业国家持平。1966—1967年，西德遭遇了短期的经济衰退，但大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危机。由于极度依赖贸易和石油进口，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衰落都对西德产生了影响。比起前几个十年，80年代西德经济可能有些停滞，失业率高达8%—10%，经济增长率只有2%—3%，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德国人最担心的通货膨胀率在80年代却是全欧洲最低的。
战后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方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在保守派政府的领导下，前经济学教授、阿登纳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制定了以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为理论支持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国家应当保证或提供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但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社会”这一限定词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提供条件，保护社会最弱小的成员不被脱缰的市场的毁灭性力量所伤。艾哈德想要抛弃纳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传统，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批评家认为，西德经济既不“市场”也不“社会”。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各种方式干预引导经济，还自己当上了大雇主。尽管同盟国试图拆分大公司，并采取措施应对卡特尔集团，但自由市场的运作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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