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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家民主党（NPD），以及改革后的德国共产党（DKP）却获得了许可。1972年颁布的《惩处激进分子法令》[1]试图进一步保护西德的民主制，禁止那些观点、活动和所属党派对宪法造成威胁的个人担任公务员，其中不仅包括英国人规定的公共职务，还包括教师、邮递员和列车长等定义更广的公职范围。许多批评者认为，这个方法虽然是为了保护民主制，但本质上却严重侵犯了人们的民主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部分由于20世纪70年代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增加，警察的监视技术提升了，造成人们的束缚感增强，尤其是大学生，担心在政治的示威游行中被记录下来，并可能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就业等。
西德的政治体系还有其他的宪法条款是为了避免魏玛民主的缺点而设计的。总统的权力比魏玛时期的代理皇帝要小得多，他只是形式上的国家首脑。另外，总统不是由公民直接选举的，而是由议员通过投票机制选出来的。这一点反映了同盟国对德国人的不信任，他们不愿在战后给德国人太多的对自己国家“民主制”的决定权。所谓的“建设性不信任动议”是为了杜绝联邦德国政府像魏玛共和国时期那样缺乏实权，各届总理无法获得议会的大多数支持，最终只能利用总统法令来实施立法。
虽然联邦德国的宪法非常重要，但还存在着其他因素在解释西德民主制的稳定上也同样重要。其中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西德经济的成功，这种成功几乎是顷刻间取得的。其他因素则与政党性质的变化，以及特定的经济利益集团和政体关系的变化有关。很明显，战后的政治自由起初被同盟国限制了，但正如上文所述，部分是由宪法条款所决定的。不过，政党追求政治利益的方式与纳粹前的德意志政党有较大不同。一方面，借用英国工党的形容词，基民盟和基社盟发展成为相对“宽泛的教会”，包括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还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前纳粹党的成员（阿登纳甚至将他们纳入了内阁）。另一方面，社民党在1957年大选惨败后，进行了激烈的改革，并在1959年召开的巴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大会上，无情地抛弃了它多年以来引以为豪的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空泛言辞。社民党以包容万象的人民党姿态，试图与基民盟和基社盟竞争，它积极争取各行各业的支持，并提出了对资本主义采取温和人性的政策，而非激进的社会变革。尽管两大党具体政策有些不同，比如20世纪60年代晚期至70年代早期对东方政策的意见，以及80年代面对经济衰退所采取的措施，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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